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　　乡村要振兴，产业必振兴。近年来，各地抓住党建引领产业振兴这个重要引擎，把产业振兴作为乡村振兴的重中之重，统筹整合政策、项目、资金、人才等资源，积极延伸和拓展农业产业链，培育发展农村新产业新业态，不断拓宽农民增收致富渠道，切实推动基层党组织的政治优势、组织优势转化为推动产业振兴的发展优势。

 

 

　　河南省兰考县三义寨乡白云山村的蔬菜大棚里，番茄株长了一人多高，42岁的脱贫户武清香正忙着采摘。“今年已经卖了快10万元。”武清香说。

 

　　承包两个大棚，武清香实现脱贫增收。个大味甜的番茄可以卖给前来收购的客商，也可以供游客采摘。

 

　　“如果没有产业支撑，我们这个交通相对落后、村集体经济薄弱的小村，很难实现突破发展。”白云山村党支部书记陈保超说。2018年，经过实地调研，村民们意见很快统一，筹集资金盖起温室大棚，发展番茄和甜瓜种植。

 

　　如今，小小番茄，每年为村里带来1000多万元收入。村集体建起了十几个大棚，每年收取租金；还建起交易市场，按照每斤3分钱的标准向采购方提取交易管理费。2022年，村集体经济收入达53.1万元。

 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：“要健全村党组织领导的村级组织体系，把农村基层党组织建设成为有效实现党的领导的坚强战斗堡垒，把村级自治组织、集体经济组织、农民合作组织、各类社会组织等紧紧团结在党组织的周围，团结带领农民群众听党话、感党恩、跟党走。”

 

　　近年来，各地以党建引领推动村级集体经济“强筋健骨”，因地制宜、精准施策，积极探索发展壮大村级集体经济的新路径、新模式。

 

　　从调研中了解到的实际情况看，比较普遍的模式是村集体依托本地农产品、旅游、矿产等资源优势，创办领办合作社或公司，采取“党组织+合作社（公司）+农户”模式，发展特色产业；也有的是实行股份合作，村集体利用土地、山林、实物资产等资源折价入股或资金入股等方式，与企业、合作社合股联营；有的是开展租赁经营，村集体盘活闲置、低效使用的办公用房等，或者异地兴建、购置厂房、商铺等，开展租赁经营，获取稳定收益；还有的提供服务创收，通过组织劳务合作社等方式，提供农业生产、加工流通、仓储物流、河道保洁等配套服务创收……

 

　　四川省成都市郫都区唐昌镇战旗村，乡村十八坊商业街区人潮涌动。郫县豆瓣、蜀绣、唐昌布鞋……一间间青砖灰瓦的店铺，按“前店后坊”的川西作坊样式分列道旁，游客穿行其间。

 

　　乡村十八坊就是由战旗村利用集体资源自筹资金、自主设计、自主修建、合作经营的。在战旗村党委书记、村委会主任高德敏看来，村里能有今天的面貌，把土地资源盘活，探索符合本村实际的土地经营管理模式，是重要一招。

 

　　过去的战旗村经济主要依靠传统农业，集体经济薄弱，发展局面打不开。村两委班子经过调研研判，探索土地规模化经营，将零散的资源适度集中。开展土地整理、承包地流转、集体资产确权到户……每一步调整，都由村党委领导下的村集体统筹实施，最大限度保证公平公正。

 

　　2015年9月，战旗村抓住农村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改革的机遇，将13.45亩集体经营性建设用地入市拍卖，村集体因此获益706万元，村级集体资产突破2000万元。

 

　　组建集体资产管理公司，投资旅游公司；整体租用村民闲置房屋，打造经营地方特色美食、土特产品的“壹里老街”……如今的战旗村，产业兴旺，致富路越走越宽。2022年，村集体经济收入680万元，村民人均可支配收入达3.85万元。

 

　　近几年，各地普遍进行了清理农村资产、资源、资金的专项工作，全面梳理规范农村集体经济组织对外订立的经济合同，解决了一大批不合理、不合规、不合法问题，将农村集体资产、财务管理等业务统一纳入全国农村集体资产监督管理平台，为发展壮大农村集体经济奠定了基础。

 

　　各地还坚持问题导向，突破难点、打通堵点，推动村级集体经济发展壮大。

 

　　针对产业发展规模小、收益低的问题，河南省安阳市优化政策资源推动抱团发展，出台政策鼓励以乡镇为单位将各村的集体经济合作社资源进行整合，依托联合社体系承接外部市场要素、金融资本和社会性资源，提升集体经济效益。

 

　　在深化农村资产资源改革方面，浙江省安吉县创新实施农业“标准地”改革，推动全国首宗农业“标准地”落户安吉，指导村集体以集体土地使用权入股、联营等方式参与农业项目运营，有效盘活农村集体建设用地，构建了一套完善的“村集体+企业”的利益联结机制，增强了村集体经济自身造血能力。

 

 

　　随着农业转型升级，包括农民合作社在内的农村各类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发展迅速。

 

　　“一个传统农业村如何做大做强产业？我们的选择是通过土地流转形成规模化种植。”浙江省桐乡市石门镇春丽桥村党总支书记、村委会主任张卫兴回忆起村子的发展变化时说。

 

　　2007年，张卫兴与村里的几个党员带头创办了粮油农机专业合作社，把村民的土地承包过来，集中运作。担任村干部后，为打消村民对土地流转的顾虑，张卫兴开展“书记来串门”活动，挨家挨户细算收入账。

 

　　土地流转后，大多数村民可以获得三项稳定收入：土地流转费、合作社务工薪酬或外出打工收入、卖粮所得收入。村民想明白也看清楚了，纷纷加入。合作社承包面积从最初的300亩扩大到了如今的2万亩。服务范围也不断扩大，如今可以提供农机耕作、植保、机割、粮油生产、销售等服务。

 

　　习近平总书记强调，“要积极扶持家庭农场、农民合作社等新型农业经营主体，鼓励各地因地制宜探索不同的专业合作社模式。”

 

　　为了把合作社办得更加红火，各地强化基层党组织作用，坚持以农民为主体，加强示范引领、优化扶持政策、强化指导服务，不断增强农民合作社经济实力、发展活力和带动能力。

 

　　4月下旬，江西省吉安县永阳镇江南村井冈蜜柚基地的柚子树开始挂果。“估计今年又是个丰收年！”江南村党支部书记、致富带头人胡乾元说。

 

　　江南村曾是贫困村，胡乾元带领村两委干部和部分党员外出考察，产生了成立专业合作社、发展井冈蜜柚产业的想法。

 

　　党员干部先行出资、自家土地先行试种……在村里党员干部示范带动下，越来越多的村民加入其中。合作社实现了技术培训、生产标准、物资采购、品牌培育、包装销售、品牌打造“六统一”，进而带领县内其他13家相关合作社，成立吉安县井冈蜜柚产业农民专业合作社联合社。

 

　　小而散、低质量，曾是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主要问题。为改变这一局面，让农民专业合作社切实推动农业特色优势产业提质增效，近年来，各地不断探索创新、寻求解决方案。

 

　　为突破单一合作社的经营管理模式，河南省滑县将三个合作社联合起来，成立产业协会。协会党委按照“支部+协会+基地”的党建服务模式，统一指导技术、农资、销售等小组。

 

　　探索社村合作的新路，浙江省嘉兴市整合发挥基层党组织的组织优势、基层供销社的经营服务优势和农民专业合作社的优势，通过组建基层农合联综合党委，建立以共抓资源整合、共创融资通道、共建综合平台、共筑市场优势、共育人才队伍为主要内容的农合联党建模式。全市累计建成基层农合联综合党委55个，领办农民致富项目293个。

 

　　为高质量实现生态产品价值，在浙江，已建起30多家两山合作社。聚焦生态资源变生态资产、生态资产变生态资本，合作社成为政府主导、社会参与、市场化运作的生态产品经营管理平台。今年6月，浙江省六部门联合出台《关于两山合作社建设运营的指导意见》，探索形成“企业+集体+合作社+村民”等多方参与、共建共享的运营格局。

 

　　如何加强党对农民合作组织这一新型经营主体的领导？各地近些年做了不少有益的探索，着力扩大对这些组织的党组织覆盖和工作覆盖，规范和理顺党组织隶属关系。截至2021年底，全国在农民专业合作社中建立党组织21836个。

 

　　在实践中也形成了一些规律性的认识，比如建党组织一定要根据实际需要，不能搞简单覆盖，为了建而建。“实际情况是，一些合作社运行并不稳定，有的渐渐变成了‘空壳社’，党组织作用发挥也不够好。”一些基层干部建议，这些建在农村经济组织和社会组织中的党组织，要隶属于行政村党组织，党员的党组织关系也最好保留在村党组织，“双重管理，过组织生活时可根据实际工作需要选择”。

 

 

　　干净整洁的村道，白墙黛瓦的农家小院、乡愁馆、家风馆，红色气息浓郁的“党建文化长廊”……走进河南省洛阳市孟津区常袋镇马岭村，处处皆景，满是活力。

 

　　69岁的马其祥当了30多年村支书，是村民眼中当之无愧的“领头雁”。在他的带领下，马岭村流转土地500余亩，建起工业园区，引进9家企业，新增就业岗位350余个，集体经济年收入117万余元。以农业企业为牵引，村里建起软籽石榴、车厘子、核桃、有机花椒等农业示范园，放大农旅融合效应。去年，在镇党委牵头下，马岭村联合周边发展相对较弱的酒流凹村、姚凹村成立联合党委，由马其祥担任联合党委书记。

 

　　“每两个月联合党委召开成员会议，每3个月召开一次全体党员会议，大家坐在一起交流思想，谋划下一步的发展。”孟津区副区长、常袋镇党委书记杨霄说，“通过党建联建，党的组织优势充分发挥，凝聚了发展合力。我们正在加大基础设施和公共服务供给，让这个片区的发展更加强劲有力。”

 

　　近年来，立足一些乡村“小而散”的现实，各地在不破坏既有建制格局的基础上，通过党建联建统筹农村发展，实现资源优化组合、思路共谋共享，努力破解农村公共服务不强、治理成本高等问题。

 

　　在浙江省宁波市奉化区，一条蜿蜒约6公里的金溪河，串起雷山村、蒋家池头村、税务场村、金峨村、余家坝村。虽说相邻，七八年前，五村发展速度却参差不齐，仅从集体经济收入来看，落后村只有富裕村的约1%。

 

　　发展不平衡问题如何解？从党建联建破题。2015年，宁波将“金溪五村”作为首个试点，建立“金溪五村”党建联建机制，针对抱团合作内生动力不足、各村党组织强弱不平衡等问题，以发展最好的金峨村为龙头，突出党建引领、区域联动、互学共促、抱团合作，凝聚发展合力，激发共富动能。

 

　　“党建联建机制建立后，我们五个村每月轮流召开联席会议，村支书坐到一块儿，商讨村事、共议发展。”金峨村党支部书记周康健介绍，依托联建统筹资源、整合力量，五村以参股方式成立金溪农业发展股份有限公司，推动农业区域化产业化经营，逐步建立起五村经济纽带，实现组织建设“一盘棋”、产业发展“一体化”、治理服务“一条龙”。

 

　　五村之中，金峨村依靠花木产业实现村集体经济年收入超300万元。随着党建联建机制的建立，花木产业在五村实现了从“单打独斗”到“抱团发展”的转变。如今，从环境、产业到公共服务不断优化的“金溪五村”，打响了品牌效应，吸引资金、技术、人才等要素不断流入，切实带动了各村发展。其中，雷山村集体经济从原来的不足1万元增长到目前的63万元。

 

　　重心下移、资源下沉、保障下倾，浙江各地近年来推动党建联建落地见效、常态长效。

 

　　在平湖市，平湖经济技术开发区的沈家弄村、钟埭村、大力村牵头，联合全市54个集体经济相对薄弱村开展党建联建，集中复垦盘活“小、散、乱”集体存量用地，通过合资经营等方式实现优势互补、你追我赶的生动局面。

 

　　在安吉县，溪龙乡黄杜村向中西部地区捐赠“白叶一号”茶苗，安吉联合湖南省古丈县、四川省青川县和贵州省普安县、沿河土家族自治县、雷山县等三省五县，成立“白叶一号”乡村振兴党建联盟，“授人以鱼”更“授人以渔”，在组织建设、产业发展、人才交流等方面建立互助机制，探索绿色低碳共富之路。

 

　　针对基层党组织领域区域不同、基础条件各异、结对需求多样的实际，浙江总结推行龙头带动型等7种主要联建模式。目前，全省共形成党建联建实践案例7100多个，集体经济收入30万元以上且经营性收入15万元以上行政村已达84.8%。

 

　　“村村联合”“村企联合”“村社联合”……在各级党组织推动下，有共同愿景、内在需求、发展纽带的农村党组织之间广泛开展联建，引导各村抱团推进产业项目、联合培育地域品牌，逐步形成规模效应，推动村集体增收和村民致富。